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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车买不到啊,只有普通客车。那时候,新民市的公交车也就是19座的车辆,我们招标之后买的校车,都是普通高配,自动开关门。”买车的钱从哪来?新民的尝试是吸纳社会资金,“将校车列为专项经营车辆,出售专项经营权。我们先招标,个人出资以抵押金的形式给公司,然后,公司统一去购买车辆,再交还给个人经营,车辆每年的折旧从抵押金中扣除,8年报废”。校车的票价也经过反复推敲,董新民回忆:“当时连标准校车都没有,更没有什么收费标准了,收费太高,学生们承受不起;收费太低,车主们没有收益,肯定也不愿意。我们想来想去,只能参照客运班线的标准,然后给予一定优惠,收取70%到80%。新民市的校车最远运距是17公里,但是我们统计过,运距在6至8公里的学生最集中,算下来,每个人每个月的校车费用在100到120元。我们也测算过,每辆车至少要配置六七十名学生,才能正常运转。”6年过去,新民市的九年一贯制并校逐渐在全市普及,与之相配套的校车数量,也从最初的50辆扩展到185辆,而且从2007年有标准校车开始,陆续完成了70辆41座宇通标准校车的更换。校车每天开行6个班次,早晚各3个班次,遍及全市25个乡镇和5个街道办事处,每日运送的学生实名制人数1.9万名左右,占到全市学生总数的30%。双赢的可能校车运营能给杨连峰带来的年收益在3万元左右,用城市人的眼光来衡量,只能算微利,但在新民这样的县级市,这个收入还是有足够吸引力,杨连峰在公交公司上班的月薪只有六七百元。他和新民市的许多校车车主一样,校车经营是一项副业,并不是生活的唯一来源,他住在市区,有一份固定工作;而那些在村镇的车主,家里有田有地,不开校车的时候,就在家里务农。他们的运营方式,就是每天早晚两趟的接送,剩下的时间自由支配。考虑到运营成本,客运公司也给了他们一些特殊政策,这些自由时间里,他们的车辆虽然不能用来做班线车扰乱市场,但是可以用来提供婚丧嫁娶的接送服务。其实,跟校车运营相比,这种红白喜事的包车费用更优厚。杨连峰自己算过,一个月要是有两三趟这样的包车,完全超过了一个月校车运营的收入。即便如此,6年下来,杨连峰的感叹却是“校车运营不容易”。他最初的车是19座,运营中总是会碰到超员到底拉不拉的问题。“有时候就多出几个学生,我不可能因为他们再跑一趟,一是油费耗不起,另一个是时间等不起。”结果一念之差,一开始上路就因为超员被罚过两次,扣了12分,罚了400块。最严重的那次,“是19人的车,我拉了26个人,属于严重超员”。他是新民市第一批更换41座标准校车的车主,他说:“没办法,如果不换大车,肯定天天被罚。”他的这种觉悟,也是董建新和新民校运办的人最希望看到的。“校车运营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既然有了标准校车,当然要逐渐完成旧车的淘汰。”因为精力所限,杨连峰请了一个司机开早班,自己开晚班,司机一个月的薪水从1000元涨到了1600元。因为校车是按照客运班线管理,除了司机外,车上还要配备一名乘务员,这个差事他没有请人,而是自己和妻子轮换,他早班,妻子晚班。杨连峰说:“以前请过跟车的乘务员,结果因为个别孩子在车上调皮,乘务员脾气急动了手,手边的帽子上挂了一颗钉子,蹭破了学生的头,结果我是又赔礼道歉又赔钱,好不容易才把事情解决掉。以后再不敢请人,还是自己家人跟车放心。”他愿意跟车还有一个原因,他的女儿上初二,也坐他的车上下学。“跟车我才能多一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做线路规划的时候,新民客运公司就做过核算,每辆校车至少要60到70人才能保持正常运转,80人以上才略有盈利。杨连峰选的是沙岗子、车站和杨家窝堡三个村屯,80名学生,就读的学校包括新民市的九小、五小、一中和二中。他最初的考虑很简单,“这几个村屯道路好走”。可是6年下来,因为普遍的生源递减,现在这条线路上需要乘坐校车的学生只剩下65名。而运营成本却在飞涨,首当其冲的是油价,“夏天一升油还是6块,现在已经涨到8块”。杨连峰计算过,“一辆41座的宇通校车,每百公里的耗油在16到18升”。董建新给出的数据是,“按校车每年运营9个月计算,每个月的耗油在2000元左右”。杨连峰说他不得不自己想些办法,扩大一些客源。但是,他面临诸多限制,绝对不能在客运公司已经划定的路线中与其他车辆竞争。董建新解释:“从一开始就要划定线路,就是为了合理地分配运力,而且线路划分6年里也根据并校的进展不断在做调整,某条线路减少一辆车,某条线路增加一辆车,这些改变都有。同一个线路上的校车,我们允许自由竞争,票价是核准过的,剩下的就是拼服务,这我们很欢迎,学生是受益方。”在确保了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前提下,校车还有运力才可以兼顾其他学校,自己争取客源。杨连峰争取来的客源,是女儿所在中学的学生,“从十来个慢慢增加到现在的30个”。框架搭建起来后,新民校车的实际运转,其实和宽甸一样,核心还是管理问题。丁俊杰是新民教育局安全科的前任科长,他跟董建新一样,2005年就开始参与校车项目,去年主动请辞,原因是:“压力实在太大了,不做这个根本体会不到,天天晚上强迫症一样看天气预报,每天最害怕的就是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手机响。在安全科,我一个月手机话费200块,现在,200块我可以用好几个月。”当甘肃校车事故引发了校车安全大讨论后,丁俊杰也有自己的疑惑:“好多人一说安全,就说要上美国的校车,就是图片上悍马都撞不坏的那种大鼻子车,可实际生活里,悍马撞校车能有几回?那种13米长的车辆,根本不适合中国农村的路况,就算你能勉强开进去,也掉不了头。”董建新也对“大鼻子”校车不太感冒,他说:“从设计上说,这种校车只能保证正面相撞时的安全系数,可是从实际驾驶来说,7.5米的平头校车的视野更开阔,更适合乡村的实际路况,而且空间利用也更有效率。”丁俊杰的实际感悟是:“如果一味追求形式主义,校车安全问题就走偏了,重点不是你用什么车,而是你怎么管理,怎么做制度建设,并且落到实处,这才是真问题。”对于老搭档的辞职,董建新也是各种感慨,可他没法辞职,还在校车运营管理的第一线。他的校运办,5个人一台车,隔三差五就要下到各个村屯去抽查,还要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冬天的麻烦比夏天多,董建新解释:“夏天算是校车运营的淡季,冬天是旺季。但是冬天的校车运营,因为要供暖,成本还会增加,所以车主普遍会提升一点价格,都在10元左右,算供暖费。最麻烦的就是有的车主更换新车后着急把成本收回来,一下提价的幅度很大,又不提前通知,结果家长就跟司机杠上了,把路堵了。处理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先保证学生们上学,然后再来处理,对于任意提价的司机,处罚起来绝对不心软。公司专门有7辆旅游车备用,不怕车主耍脾气,你要是有胆子不拉,可以,我们自己送,送完回来处理,你要还不改,就收回专项经营权,市场的秩序绝对不能乱。”在校车安全的讨论中,校车是否收费,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是财政分担体制的问题,各国义务教育对免费的定义各不相同,没有对错之分”。新民的校车不用依赖财政,但是,沈阳市财政对于全市范围的校车还是有一定的补助。董新民记得:“第一年是75万元,第二年74万元,第三年72万元,最多的是去年,196万元,为什么突然增加这么多?因为去年沈阳的校车补助,是按照乘车人数和车辆来发放的,整个沈阳市750万元,新民占到了196万元。”丁俊杰和董新民都认为,“新民的模式,在城市和城郊都是可以复制的,没有政府财政投入也可以正常运转起来;有了财政补贴投入更好,可以用减免票价的方式,把实惠落实在学生们身上”。(三联生活周刊)1 2上一页下一页
“和美北京人,广播过大年”北京电台2012年春节大联欢第二场民间才艺海选活动于12月17日在凯德MALL望京店举行。近百名参赛选手带来的歌曲、戏曲、乐器演奏、相声、评书、舞蹈、书法、杂技等精彩表演持续了5个多小时,我台春节大联欢导演组将综合所有海选选手的才艺水平,于本月23日前确定最终参加大联欢直播的百姓节目名单。 今年春节大联欢民间才艺征集根据听众报名情况设置了两次集中选拔。参加本次选拔的节目共有103 个。为了争取到更好的表演效果,几乎所有选手都事先做了精心的表演准备。有的参赛选手为了不错过机会,提前四、五个小时便从延庆、平谷、房山等远郊区县赶到现场做准备;还有一些选手为了能够有上佳的表现,更是做足功课,特意提前观摩了其他场次海选活动再有针对性的苦练才艺,真可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些选手们虽然来自民间各行各业,并且大部分都是非文艺专业人士,但他们所呈现的舞台表演状态很鲜活,很有激情和感染力,而且部分节目甚至接近和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 慕怀鹏、刘淑旭是一对盲人夫妻,此次登台他们还带了年仅6岁的女儿慕德佳,这“和美一家人”特地从天津赶来为观众表演了原创作品《天使唱龙年》。这对夫妻都是按摩师,在业余时间里,慕怀鹏最大的爱好就是带着全家一起唱快板。两人自从结婚以后,妻子刘淑旭从每天听慕怀鹏表演的“听众”变成了他的“学生”,他们可爱的女儿慕德佳从小也耳濡目染,加入了家庭表演队伍,还为父母当上了表演“小助手”。这次他们带来的三板联唱《天使唱龙年》,把多种板类曲艺表演形式串联起来,通过对兔年发生的百姓关心的大事、喜事的梳理,展现了一家人乐观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为了这个节目,全家人花费近四个月的时间创作和排练,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现场得到了观众最热烈的掌声和肯定。 来自北京的天桥艺人丁育春,今年58岁,年近花甲却是一身功夫,身手矫健的往台上一站,立刻引起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由于时间有限,丁育春表演了中国四大绝技中的剑、丹两项绝活,即口吞宝剑和铁球。据他自己介绍,他从8岁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中国功夫、硬气功及其他民间绝活,五十年的时间里,他跟随多位师傅,学习了近百种技艺,真可谓是民间艺人中的佼佼者。当记者问他是否有信心进入最后的春节大联欢时,丁育春很坦然的说:“感谢北京电台给老百姓这样一个平台,能否进入最后的大联欢要看评委的评判。如果进不了也没关系,我来到这里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民间功夫,千万别让它们失传了。” 51岁的付江南是一位退休教师,为了学习自己挚爱的京剧,她专门从唐山老家来到北京,白天在一家餐厅蒸馒头、做菜团子,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学戏,在打工的餐厅为客人们表演是她唯一“登台”锻炼的机会。这次参加百姓才艺海选,她上台身姿一摆,嗓音一亮,还真颇有专业科班的范儿,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我台历年春节百姓海选都会吸引不少小选手前来报名,这次也不例外。其中一位年仅9岁的“小包公”赵霖演唱了京剧《铡美案》选段,小家伙一招一式都透着一股子“小大人”的气势。仔细打听,原来赵霖出自戏曲之家,从小受到艺术熏陶,五岁起开始学习京剧,现在他已经是个颇有表演经验的小演员了,多次参加过少儿京剧比赛并获得过“国戏杯”金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海选活动现场热烈的氛围还打动了一位外国友人,她在活动尾声时最后一个报名参赛。这位来自荷兰的19岁小姑娘Simon,凭借一曲高难度英文歌《If I can’t got you》为本场海选完美收官。Simon是一位荷兰艺术学校的学生,申请来中国学习三个星期,在刚刚抵达中国的第一天路过海选现场时被我们一个个精彩的百姓节目所吸引。虽然语言不通,但开朗的性格让她决定现场报名。当她动听美妙的歌声响起时,引来了众多北京市民驻足欣赏。一曲结束后,Simon不停的向身边的观众招手:“I love Beijing”。也许这次登上“中国百姓舞台”的经历会让Simon的中国之旅多收获一份感动和温暖,也多多感受一份北京人的友好和包容。
本报讯(实习记者兰洁)北京市慈善医疗救助基金已获市政府批准,资金规模约9000万元。基金由北京市慈善协会负责,预计明年三四月间启动,将成为北京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的补充,并将对非京籍特困人员开放申请。市慈善协会秘书长唐崟介绍,慈善医疗救助基金的重点救助对象包括:因患重大疾病需门诊、住院治疗或因患特殊病种需长期服药治疗,经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商业保险等保险报销及政府部门医疗救助后,个人负担部分仍然较重,严重影响家庭基本生活的本市城乡低收入人群、其他城乡困难人员。在本市工作、生活5年以上且有良好纳税记录和参保记录的非京籍特困人员,也可以申请救助。唐崟表示,在基金运作前三年,市财政将分三年投入3000万元作为引导资金,确保基金的稳定运行。同时,市慈善协会计划每年配套募集社会善款2000万元,三年总共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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